安徽合肥：宋代合肥城市建设，景观、建筑与坊厢

作者：束文杰

  近期，“庐州坊”亮相合肥——以宋代仿古建筑为载体，打造社区文化商业街区。听闻这个讯息，笔者不禁想起了宋代的合肥城，由于这一时期城建资料的缺失，人们了解到的主要还是明确记载的“斗梁城”。其实，宋代流传下来珍贵的地理总志，史海钩沉一番，也能找到只言片语和有效信息。本篇，笔者将从城市景观和公共建筑的方向，对于宋代的合肥城，进行一些探寻和分享。

庐州坊效果图（来源 | 合肥罍街）

   关于宋代合肥城的范围。此前，我们在研究合肥城市发展时，往往从唐代“金斗城”后，跳到了南宋的“斗梁城”。直到《全唐文》一篇《后唐张崇修庐州外罗城记》的发现，补充了一条重要节点（如五凤楼、九狮桥、惠政桥、赤阑桥等为当时所建），但自此以后到郭振筑斗梁城的两百余年间，城池状况还是空白的。

1939年，九狮桥手绘图（来源 | 资料图片）

   文首提到了地理总志，北宋时期出版了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元丰九域志》、《舆地广记》等三种，虽未直接说起合肥城，但在其中的《太平寰宇记》中，提到了“古津水，在县西北四里”和“西津桥（一名飞骑桥），在县西北五里”。这里的“县”指的是合肥县城，根据方位线索进行推测，当时使用的还是金斗城。关于金斗城的范围，笔者看到了学界的几种地图画法，不外乎依据了“横截旧城之半而阻绝旧城于斗梁城之外”以及“今南半城”的描述，只是选定范围有大有小，东西两至不一。

汉唐宋明清合肥城（来源 | 合肥老城志略）

  南宋乾道五年（1169），淮西帅郭振扩建的斗梁城，则将金斗圩、逍遥津攮入城内，“北跨金斗河，西括九曲水”，基本奠定了合肥城池规模。所谓“斗梁”，一说此时城跨金斗河，必须经桥梁津渡才能穿城而过，以“斗”（金斗城）、“梁”合称；又一说，因梁县并入，取金斗（城）、梁县各一字合称（梁县于明洪武初废，而宋时已有“斗梁”之名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人曾经提出猜想，斗梁城是否可能系五代外罗城的重修工程，暂无史料佐证，不得而知。

1923年，逍遥津（摄影 | 戴寄桐）

  州县政治中心的迁移。金斗城的公共建筑，已知的诸如铁佛寺（今明教寺）、子胥庙（清时为玉虚观、中圣宫）、金斗门（宋郭振改为谯楼，清时为镇淮楼）、万寿寺（唐代名寺）、左圣宫（又作佐圣宫）、同食馆（在“合肥郡城南门东上”）等，根据这些地点布局以及金斗城范围的推测，当时的政治中心应偏居东南隅。

1940年代，明教寺（来源 | 资料图片）

  斗梁城的政治中心，南宋时期的《舆地纪胜》和《方舆胜览》进行了介绍，各级机构均形成了建筑群或者组团。州（郡）治，即庐州州署（衙），设有正堂、安边堂、中和堂、凝香堂、双瑞堂、雅歌堂、三至堂、葵厅（即小厅，郭振建）、设厅、道院、日益斋、衣锦亭（马亮归守乡郡创建）、镇西楼、土地庙（又作土地堂）等，还有潜山（即卫山）、金斗池和二石牛等。县治，即合肥县署（衙），设有简静堂、草堂等。其他机构，诸如郡学（即庐州州学，有状元井）、县学，等等。

1949年，合肥县政府（来源 | 资料图片）

  万历《庐州府志》明确了“府治，宋元旧址”，宋代文献则称镇西楼“在郡治后，斗梁城上（即西城垣）”，而州治的“三至堂”一直延用到明代（设在庐州府署），后来的《江南通志》、《庐州府志》及《合肥县志》均有记载。凡此种种表明，政治中心已由东南隅向西北隅转移，并在此延续了几个朝代。同时，地址发生变化的还有合肥县学，由威武门（大东门）外的旧址迁至“城内景贤（三贤）书院”。

明代时期，万历《庐州府志》相关记载（来源 | 资料图片）

  城市园林和厢坊的出现。其实这种“出现”只是基于文献记载，而非起始开端。郡圃，是指古代府州衙署治所园林，斗梁城内的郡圃位于州治（署）西侧，内设烂锦、怀谢二亭。其他园林，还有西园（设有万柳亭）、樱桃园（在藏舟浦附近）、刘园等。

1936年，藏舟浦（来源 | 资料图片）

  此外，金斗河两岸的春风亭（其周围还设有问柳、见山、寒碧等亭）、教弩台、筝笛浦、藏舟浦和澄惠寺一带（设有曲水、云月二亭，有金沙滩），也是当时人们的游览胜地，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许多名段佳句，如诗人刘攽的《从刘园至澄心寺》等。

金斗河旧貌（来源 | 资料图片）

  厢坊，即宋代城市的区划制度，五代时期开始出现，并代替了原先的“坊市制”，打破了居民区和工商业区严格划分的固定格局。从南宋二志提供的零星线索来看，斗梁城内设有左、右二厢，其中左厢下设有千佛坊（千佛寺附近）、怀德坊（明教寺附近），未明辖属的有布政坊、衣锦坊（马亮守乡郡得名）、状元坊（在惠政桥北）等。笔者注意到，根据记载，金斗河上的九狮桥“在右厢”，而不远处位居河北的教弩台则“在左厢”，疑两厢以金斗河为界。明代城区设四厢十八坊，无论是区划还是名称，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

1950年，县桥，即惠政桥（来源 | 资料图片）

  宗教信仰与名人纪念的公共建筑。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，具有祭祀性质的一些公共建筑，亦占据着当时城市的一部分空间。从它们的奉祀对象来看，有如儒、佛、道之类的宗教庙宇，亦有乡贤、名宦、名将为主的纪念建筑。

包拯画像（来源 | 资料图片）

  从数量和分布来看，宗教建筑遍及全城各处。佛教系统，诸如明教院（今明教寺）、万寿寺（唐贞观中建）、五星寺（即资寿寺，宋淳熙中建）、千佛寺（即广化院）、澄惠寺（又称澄心寺或际慧寺）、广华寺（宋咸平元年建）、兴化寺、天王寺、月潭庵（唐建）等；道教系统，诸如州城隍庙（宋皇祐时建）、文昌宫（宋建）、佐圣宫（唐建）、潜山庙（宋熙宁时建）等；儒教系统，诸如州县文庙（其中州学为唐会昌时建）等；其他民间信仰，诸如圣姥庙等。

2020年，航拍庐州府城隍庙（摄影 | 束文杰）

  名人纪念建筑，以包马二公为主。前文提到了兴化寺，北宋治平三年（1066）八月，包拯逝世四年后，他的好友“僧仁岳”将该寺“西偏屋”辟设为祠堂，“立功之像”，此处为中国第一座包公祠。《舆地纪胜》称，当时在“包公祠堂以西”还有一座“马忠肃公祠堂”。南宋时期，这里先后为三贤书院和合肥县学址。所谓“三贤”，元《景贤书院大成殿记》称“枢密副使给事中包孝肃公”包拯、“太子少保马忠肃公”马亮、“敷文阁直学士王定肃公”王希吕，时在此建有三贤祠。明代，学门内设井亭一，有“包公井”，万历《庐州府志》称“取孝肃公旧迹”。

明代时期，万历《庐州府志》相关记载（来源 | 资料图片）

  包马二公住宅故址，历代旧志多有介绍。包公故宅“在（清代）城内镇淮楼西、凤凰桥巷”，宅后临金斗河“有读书台”（即香花墩），又有“节妇台”，为朝廷赐号其长子包繶妻崔氏。战乱岁月，旧宅毁于兵火，而表台“岿然独存”。明清时期，宅基上已为民居（嘉庆《合肥县志》所附的《合肥县傅郭城图》标有“包公旧宅基”），节妇台更名为“尚节楼”，当年遗留下来的遗舄（鞋）、图象、告身等亦迁移至城南包公祠。马公故宅“在（清代）城内和平桥东”，明代成化以后，先后为马政公馆、下察院，清代废为民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南宋时期，邑人曾将二公合祀，祠设节妇台下，即“包马二公祠堂”，淳熙年间予以重修。此外，当时的州学内“翼室”亦祀有二公。

清代时期，《合肥县傅郭城图》中的“包公旧宅基”（来源 | 资料图片）

 《舆地纪胜》还记载了一处“乔张二侯庙”，嘉庆《合肥县志》称“乔张二公庙”，其址在州治东。南宋绍兴七年（1137），郦琼叛变，杀死了太守赵康直，统制官张璟、乔仲福二人不从亦被害，邑人建祠以表纪念。

  穿越岁月长河，回首千年文明，皆是沧海桑田！当年的痕迹早已难寻，但仍无法抹灭它在合肥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，特别是乡贤包公，像一轮明月，依旧照亮这块土地以及千万邑人的心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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